秦国自秦孝公时期实施商鞅变法以来，特别是在《垦草令》实施并取得初步成功之后，开始了正式的第一轮全面变法。在这一过程中，秦国确立了一个全新的制度——“军功爵制”。这一制度强调士卒在战场上凭借斩获敌军首级获得军功，并据此授予爵位。而这一制度并不看重士兵的出身、门第或社会等级，只要在战场上取得军事胜利，就能凭军功获得爵位。举例来说8倍杠杆，如果一名士兵斩杀一名“甲士”，就能够获得“十七级军功爵制”中的最初级爵位——“公士爵”。
商鞅作为变法的主要推行者，因其在推动秦国变法中立下的赫赫战功，使秦国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。商鞅也因其成功的军事行动，特别是攻伐魏国的战功，最终被封为“十七级大良造爵”，也就是我们熟悉的“大良造爵位”。在这一背景下，商鞅后来的进一步征战，再次证明了他在秦国政权中的地位。商鞅指挥的战争屡屡大获全胜，甚至俘虏了魏国的将领魏惠王之弟公子昂，迫使魏国割让了原本失去的河西部分土地。此时，商鞅的爵位已达顶级，军中担任主将职务，朝中的行政职务与国相相提并论，几乎已经是封爵的顶点。为此，秦孝公以特别的君主权利，封商鞅为“列侯”，封号为“商君”，并赐予他在商地区的十五座城邑作为封地。
展开剩余72%与商鞅的命运不同，秦将白起的经历则显得更加复杂。白起在长达一生的征战生涯中，为秦国征服了数十个关东诸国，攻占了近百座城池，威名远扬。特别是在长平之战中，白起凭借其出色的指挥能力，将赵国几十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，差点一举灭赵，奠定了秦国统一战争的基础。尽管如此，白起即使拥有如此卓越的战功，至死也未被封为侯爵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
其中的原因可能与白起与秦昭襄王之间的关系变化密切相关。从最初的良好关系到后来的矛盾，白起未能按照军功获得应得的封赏是其中的一大因素。根据《史记》的记载，白起在诸多战役中取得了显著战果，特别是在伊阙之战中，他斩杀了韩魏联军近二十万大军，并迅速升职，成为了最高级别的大良造。然而，这一晋升之后的十四年里，白起的职务和爵位并没有改变。尽管白起在这段时间内参与了多个重要战役，如攻占魏国六十余座城池、攻打赵国等，但他的封赏却停滞不前。
如此显赫的战功为何未得到晋升，或许可以从他与秦昭襄王之间逐渐恶化的关系中找到线索。直到鄢郢之战，白起才被秦昭襄王封为武安君，但依旧只是“君”而非“侯”。这一点也表明，尽管白起在军事上的贡献巨大，但在秦国当时的政治环境中，仅凭军功难以获得侯爵的封赏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与秦昭襄王之间的关系变化可能使得白起的封赏被延缓甚至剥夺。
与白起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相范雎。范雎的政治生涯一路高升，虽然他并没有显赫的军事战功，但依然被秦昭襄王赏识，最终被封为“应侯”。范雎不仅在秦国获得了很高的地位，还因其与王稽、郑安平的关系而不受追究，充分显示了他在秦国朝廷中的特权地位。相比之下，白起仅仅因为不满几句牢骚，就被秦昭襄王命令赐死，这样的待遇显然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。
回顾秦国历史，能够通过军功获得封侯的并不多，尤其是在秦国统一之前，许多封侯的官员并非完全依靠军功。例如商鞅、魏冉、范雎、吕不韦和嫪毐等人，他们的封侯多是因其为秦国立下其他方面的功勋，或者具有某种特殊的政治作用。事实上，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，王翦、王贲父子凭借他们的军事功勋，成为了历史上少数通过军功获得“列侯”爵位的将领。
总的来说，白起的战功虽然辉煌，但由于与秦昭襄王的关系问题以及秦国当时的制度限制，他未能通过军功获得封侯，最终只是封为“君”，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封赏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白起的命运和其他封侯将领的命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彰显了战国时期政治与军事的复杂交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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